向着春天加速跑

　　


一位来自安徽的打工妹和她的男朋友———一位来自重庆的打工者，因为即将到来的分别相拥而泣。因为，这对离人一时还无法预期明年春节之后还能否在此相会……

当本报摄影记者安雨在广东东莞火车站的广场上，用镜头定格这两张挂着泪水的年轻脸庞时，他的内心涌出了难
以表述的感触。

是的，世间的悲欢离合最能令人动情。更何况，这画面还发生在一个特定的背景之前：发端于美国的次贷危机，一步步演化和扩大为全球性的金融海啸。海啸袭来，“中国制造”面临非常挑战；珠三角、长三角的诸多出口加工企业面临巨大困境。接不到订单的企业，减产、停产甚至倒闭，伴随而来的是减薪、裁员。

于是，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的现实：劳务输出大省的外出农民工们，已有一部分开始陆续提前返乡。

安徽，正是这些劳务输出大省中的一员。按照安徽省劳动部门的官方统计，截至目前我省已有超过７０万农民工返乡。有人说，这是“中国制造”的“冬天”，同样也是失业农民工们的“冬天”。就像文章开头写到的那对年轻人一样，一些返乡农民工对明年的出路产生了迷茫或期盼。

有财经作家在其博客中隐约地指出，成批农民工返乡将不止是一个经济层面的问题。网络上一篇题为《出口引擎倒转，中国经济怎么办》的评论文章写道：“受影响的不仅仅是GDP，还包括敏感的失业问题，部分企业的倒闭和农民工的回流，会引发一系列的社会问题……”

这样的担忧，有助于我们正视、重视眼下发生的一切。帮助农民工“过冬”，成了政府部门和社会各界共同面对的课题。

政府该采取什么样的举措？很多专家学者正为此出谋划策。例如，著名财经作家吴晓波不久前曾撰文表示，当前政府应提出一个强有力的“就业保障计划”，并以此为核心实施企业减税、社会保障和失业救济等方案。

我们看到，刚刚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部署明年的经济工作时明确提出，“必须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全方位促进就业增长，确保就业形势基本稳定”、“要高度重视农民工就业和促进农民增收出现的新情况，最大限度拓展农村劳动力就业渠道和农村内部增收空间”。随后，在12月11日，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尹蔚民又提出，要突出抓好农民工工作，引导农民工有序流动，积极开展对农民工的就业、创业服务，妥善处理农民工与企业的劳动关系。

政府部门发出了强有力的信号，返乡农民工们也没有“守株待兔”。这段时间以来，他们或是努力投身创业，或是积极参加培训。素来勤劳的农民工们，正奔跑在通往“春天”的路上。

“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雪莱的这句诗之所以会被人们反复引用，并不是因为文辞多么华丽，而是因为其间包藏着一个基于事物发展规律性的道理。“春天”，就像是一个路标，我们知道它就竖在道路前方的某个地方。现在，政府正带领着农民工们向这个路标加速跑，这让我们坚信：“春天”必然会提前来到！

浙江织里：“寒冬”中的“绿岛”

  位于湖州市吴兴区东部的织里镇，因织造业兴盛而得名。“遍闻机杼声”，这是史料对织里的描述。

  织里童装城可谓全国闻名。在2001年的时候，这个童装城就已拥有2500多个摊位，8个交易区，日均客流量达到3万余人。童装产品走俏全国28个省市和俄罗斯、乌克兰、越南、缅甸等周边国家。在当时，由于市场的辐射带动，织里镇就已有28个童装生产专业村、6000多家童装生产企业、5万多名外来打工者，同时还吸引了温州、绍兴以及江苏、江西、天津等地的生产经营户落户织里。织里成了国内最大的童装生产销售基地。

  从湖州市区乘坐公交巴士，到织里大约有50分钟车程。一路上随处可见这样的广告牌：“湖州国际小商品城”“携手义乌，领秀浙北”……进入织里境内，路边开始不断闪过一些童装厂的方向指示牌。热心的售票员告诉记者，在路边建指示牌的童装厂，都是当地比较大的厂，甚至在全国都很有名。“别看这是一个小镇，但这里家家户户都在做服装，不过有的规模大、有的规模小而已。”

棉布城：

交易惊人

  记者一行在“中国织里棉布城”门前下车。记者下车后看到，棉布城高高的门楼前，停满了各地牌照的车辆。记者端起相机拍照，一位老人走了过来，他显然对媒体来访已经习以为常。“这些车子不错！”记者随口说道。老人应道，“我们这每个人家里几乎都有一部车！”

  据介绍，织里棉布城是浙江省建立较早的大型商城之一，主要以批发轻纺产品为主，它以湖州为集散地，面向浙江以及邻省江苏和上海市，辐射华东地区，经营品种有童装、布料、床上用品、针织服装及服装辅料等。

  一位经营小商品的摊主告诉记者，织里是国内著名的童装城，所以生产童装的各种原材料如棉布、拉链、扣子等，在棉布城里的交易量非常惊人，“全国各省的人都会来我们这里送货、进货。”

  棉布城内，熙熙攘攘的交易人群冲淡了寒风带来的阴冷。前来进棉布的童装厂小老板们，正将这里变成一个热闹非常的集市。

小老板：

缺人干活

  织里镇的小老板中，洪杨只是其中普通的一个。他的童装厂位于织里镇南太湖。不过，就是这个小老板，每天要往织里童装城送几百件的儿童棉袄。

  12年前，洪杨便从安徽歙县老家来到织里，开始在童装厂打工，学做服装。学有所成后，他自己开了一家规模不算很大的童装厂。来到他的小厂后，记者看到，童装厂有好几间厂房。北边的一排厂房内，10名工人正在马不停蹄地进行机器缝纫，而南边厂房内，洪杨和他的爱人则正忙着给缝纫好的儿童棉袄装纽扣。

  洪杨兴奋地说，他们生产的童装中，有一部分是别人事先下订单预定了的，剩下的部分则要拿到织里童装城去销售。但这段时间以来，接到的订单多，几乎不需要找什么客户，童装城内的进货老板“胃口”很大。“货一送过去，就被抢掉了。”“我们厂里经常加班到深夜12点，一天大概生产200多件这样的棉袄。”洪杨指着厂房内一堆包装好的童装告诉记者，参与加工的当然并非是自己一家童装厂，但就是这样，市场上还“吃不饱”。

  在洪杨看来，这场突如其来的金融风暴并未对他的童装厂造成影响。相反，和去年相比，洪杨却感觉到生意要好做得多。而在去年，织里的童装市场却显得“不咋地”，“家里生产了很多货，就是没什么人来买。”而这其中的“奥妙”，洪杨也是很难说清。

  形势这么好，为什么不趁机扩大规模呢？当记者提出这个问题后，洪杨笑了一笑说：“机器可以随时添，关键是找不到人！”他告诉记者，在织里当地是找不到人力的，他目前雇佣的10名工人，都是他从歙县老家带来的。“现在，老家那边也没有什么劳动力，我们招不到人啊！”

  按照现在的行情，洪杨说如果在织里打工，包吃包住每人每月还能拿到3000元工资。“在湖州打拼的安徽人不少，不过很多在长兴那边。到织里的，一般都是来做生意的，真正在这里的童装厂打工的农民工，不算多。”他表示，其实做衣服并不难学，即使从未接触过这个行业的人，学3个月也足够了，关键是很多人可能并不知道这里现在缺人力。

进货商：

利润变小

  12月5日下午3时多，织里镇的童装市场。虽然市场外面寒风呼啸，但里面依然是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

  有的骑着摩托车、有的开着轿车……车上皆载满了货物，朝市场方向奔来。“这是当地童装厂的老板在向市场的门面供货。”出租车驾驶员孟师傅告诉记者。而在每家门面前，几乎都有外地来的进货商。在市场内装卸工人的帮助下，当地的老板正和进货商们一起吃力地将成包的衣服塞进巨大的编织袋。

  郭启彬，阜阳商贸城的一名小老板。老乡异地相逢，格外亲切。正在童装城内一家门面进货的他一边忙着手中活儿，一边高兴地对记者说，“这里面安徽人多着呢，有做小老板的，有做小工的，还有我们这些来进货的。”

  已经做了多年童装生意的郭启彬每个星期才回家一次。平时，他都是“驻扎”在织里，每天从市场内进货，然后通过货运，寄到阜阳商贸城内自己的门面。那儿，有他的爱人在打理。当谈起今年的生意时，郭启彬说，这儿童装的价格确实没有降下来。至于原因，可能是由于今年厂家基本按照市场的需求来生产，没有产生供大于求的局面，所以生意很火爆。“这样，我们的利润空间就变小了。”

金融风暴：

影响悄然

  金融风暴其实已在不知不觉中影响到了织里。

  织里的童装市场，主要是面向国内，但也有一些企业是做出口的。“听说一些搞出口的童装企业的童装都卖不出去了！”洪杨告诉记者，这些企业正忙着转型。然而，转型并不像想象中那么简单，“机器要变，服装的风格要变……”

  金融风暴的影响暂时在织里还没有明显地展现出来，然而，风暴到底是否会对织里造成影响，织里镇党委宣传文化所的一位工作人员对此并不抱乐观的态度。他证实，织里的服装主要以内销为主，真正做服装出口的企业很少。并且，这里的服装还有着价格便宜的优势，因此，这次金融风暴发生后，织里的服装产业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冲击。但他表示，“明年的情况到底怎样，目前还不好说，如果明年上半年顺利过了，那就应该没问题。”

  在谈及外来务工人员时，这位工作人员表示，过去织里镇的服装厂家以“家庭式”的为主，家庭成员、亲朋好友都可以补上劳动力的缺口。但是，伴随织里的产业规模扩大，这里对农民工的需求量近年来也在不断增加。据了解，织里镇目前有十几万外来务工人员，安徽农民工在其中占很大一部分。 昆山出口加工区——安徽小伙子悄然离去

  空气有些清冷，莫名弥漫着惆怅的味道。这天上午10时许，刘锦提着手提箱，拖着一身的疲惫，从出口加工区A区一号出口走出。当走出出口的时候，他再次回过头去，深情地看了一眼“江苏昆山出口加工区”几个大字，以及加工区内钢筋混凝土构筑的大楼。

这个年仅19岁的小伙子是我省萧县人。今年7月份，他从萧城一中毕业。由于没有考上大学，在江苏丹阳的爷爷那儿呆了一个暑假之后，小伙子最终决定要出去闯一闯。9月份，他到了昆山。谈起选择昆山的原因，刘锦说很简单，“听说昆山的工作很好找，待遇也不低。”

到达昆山后，刘锦花了900元钱，通过一家中介，在加工区内的一家大型企业找到了他人生中的第一份工作———生产流水线上的工人。每条生产线上有十多个人。他的任务，就是给生产出来的电脑零配件贴标签。待遇也还不错，一个月2250元。虽然是初来乍到，但由于工作对技术要求并不强，他很快就熟悉了自己的工作。一个月过去了，刘锦如愿以偿地拿到了自己的薪酬。

就在他对自己的未来生活憧憬时，情况开始不对劲起来。厂里宣布合并生产线。刘锦所在的生产线和另一条生产线进行了合并，薪水也随之直线下降———一个月只有850元。后来，刘锦听说，这是因为厂里订单减少了。接着，厂里的工人开始纷纷辞职。刘锦也坐不住了，一个月850元，他觉得离自己的理想薪水差远了，“至少也得有一千多吧。”

十多天前，刘锦和几个因为工作而结识的伙伴一起向厂里提出了辞职。他又开始了九月份初到昆山那几天的生活———前往昆山各个中介，寻找工作。为此，他和几个朋友还在市区租下了一套房子，房租一个月400元。但这一次，并未像上次那么走运，“工作越来越难找了，也联系上了一些岗位，但是待遇太低！”刘锦感叹着。

虽然平时不甚关注时事，但金融风暴这个词语还是不断从身边人的嘴里说出来，这让刘锦很是彷徨———既然这样，还不如先回去休息一段时间。而身上的钱，渐渐也花得差不多了，这最终促成刘锦离开昆山。

别了！刘锦的眼神里充满着留恋。其时，一辆出租车停在他的身边，他坐了上去。车辆风驰电掣地朝昆山火车站方向驶去。而就在刘锦身边的不远处，几辆出租车也纷纷载着提着大包小包的年轻人离去。

那儿，通往他们人生的另一个驿站！



行色匆匆的阜阳火车站

　 身上扛着三个大包的葛金岭，在人潮的拥挤中前进得有些困难，包里装着铺盖、锅盆等，这是他在外打工的所有行头了，这次回来后，他说要重新打算了。“那边很多厂子都倒闭了，没倒的也只要有技术的人，像我们这种卖苦力的只能回家。”50岁的葛金岭看起来身体不错，在宁波他做的是建材加工，流水作业不需要技术，但是由于没有订单，工厂已经连工钱都发不出来了，葛金岭想了想还是决定提前回家。不过和年轻人不同，这次回来他不打算再出去了。“年纪大了又没手艺，加上小孙子要人照顾，准备以后就在家种地算了。”


在火车站出口处，杨菊香正在焦急地搜寻着弟弟的身影。12月2日弟弟打电话回家说将会坐这班车回来，杨菊香中午就在车站等候了，而在一个星期前，杨菊香和她村里的姐妹才刚从这个车站走出来，原本在昆山丝绣厂打工的她们因为厂子倒闭不得不提前回到村里。

“本来打算年前买件新衣服和一双鞋，结果工厂那边拖欠了两个月的工钱没给结，今年基本上没挣到什么钱，还剩下3000元得留给弟弟结婚用。”和杨菊香不同，弟弟这次提前回来主要是准备结婚的事情，从事装修工程的他目前还不愁没活干，节后还要回去。杨菊香说，等待只能是暂时的，节后也打算和弟弟一起到温州碰碰运气，毕竟没钱坐吃山空的日子并不好过。


对于拥挤的人潮，火车站的工作人员从开始的惊讶到现在已经是习以为常了。

“这个时候如果从东北返乡属于正常，因为那边天气冷了，没活干，但是从温州回来这么多人就不正常了。”在火车站出口处，正在检票的一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从12月开始，每天从广州、深圳、上海、宁波等地回来的都有几千人，有时一趟车里能装2000多人，其中大多数是农民工，这种情况往年都要在春节前10天才会出现，今年火车站的返乡潮大大提前。

不过，有回来的也有出去的，返乡的人在等候，也在挣扎。当天，阜阳火车站的候车大厅里，一趟当晚从阜阳发往宁波方向的列车，很多人依然在向外走。阜南张寨镇王老村的几个村民在返乡几个月后又结伴踏上了异地打工的路。

“钱不好挣，现在出去，过年就不打算回来了。”这位村民的行囊很重，步伐很匆忙……

家乡突然变成“异乡”

分路口镇，六安市裕安区一个普通的小镇，全镇1.5万人在外打工，最近返乡人数已超过600人。

“人都有一个底限，原来我的底限是每个月2500元，后来下降到1800元，但即使这样还是不能保住我的工作。而一旦突破这个底限，我们在外打工也不具备任何意义了。”在分路口镇莲花庵村见到余继斌时，他正在哥哥的房子里逗自己3岁的女儿。

今年32岁的余继斌可称得上是打工“老江湖”了，因为一直在上海从事长途运输业，见的人和事比较多，所以对这场金融风暴还是心里有数的，只是没想到席卷到自身会那么快，那么猛。

余继斌在上海专门负责长途物流货运，自9月份开始，公司的业务就开始下滑，因为没有那么多的货需要运输，公司开始安排人轮休。事情做的少了，收入自然会下降，余继斌告诉记者，原来效益好的时候，一个月大约有三四千元，除掉在上海吃饭、住宿等必要开销，每个月还能存下一笔钱。9月份以后，司机们的收入开始猛降到2000元。但即使这样公司依然难以维持，于是大家最担心的裁员开始了，余继斌也在裁员的行列中。

在上海奔波了一个星期后，余继斌没有找到自己能干的活，回家似乎成了惟一的选择。

11月27日，余继斌回到了莲花庵村，自10多年前走出家门后，今年是他第一次不用挤春节前一天的火车回家，也是他第一次有机会好好认识自己的村庄和村里的人，但是一切对于他来说都变得有些陌生了。  

“回来这么长时间就一个感觉：我是一个异乡人，这种感觉很不好，让人有些恐慌。”其实这种距离感并不奇怪，从20岁离家打工，每年也就春节那几天，余继斌是属于这个村庄的，所有的农活已经陌生，人际关系也变得不一样，刚回来那几天余继斌接触最多的就是哥哥和嫂子。对于其他的人和事，他没有精力也没有心情去接触。

返乡这些日子，余继斌为了节省开支，手机也停用了，和留在上海的工友联系，就依靠家里的固定电话。“目前我们一家人都是在啃老本，能节省就尽量节省点。上海的工友还有部分留在那里继续找工作，他们有消息也会通知我的。”

闲着的时候，余继斌也到裕安区去打听运输方面的用工情况，结果却不尽理想。“虽然我是从事长途运输的，但是如果当地一些短途货运需要司机，我也愿意去做。”漂泊这么多年，这场金融风暴让余继斌开始向往家乡安定的生活，只是不知道自己的这个愿望能否实现，“也许最终我还是会回到上海，继续踏上寻找工作的路途。”

与余继斌家隔门相望的陆丙成此时更加迷茫和焦急。11月30日，刚从上海松江工业园回来的陆丙成并没有多少头绪。“60多岁的老父亲还在家门口帮人挑大粪，一天挣10多块钱。”显然，陆丙成很内疚，打工这些年，还是第一次碰到这样的困境，年纪大的父母要养活，即将读初中的孩子也要花钱，他说，自己没个手艺，上海的工厂效益不好，他只好走人，这是比较吃亏的地方。

与记者闲谈时，当陆丙成得知市里有专门针对农民工的免费培训班时，他说年前要去学点什么手艺，否则以后根本没办法养家糊口。

邓立翠的三次人生抉择

上世纪80年代初，满身泥土气息的无为妹子走出了安徽大地，迈向北京等大城市，她们在外面所承担的工作主要是当保姆。也正是因为她们，无为有了“保姆之乡”的名称。邓立翠，正是这些姑娘中的普通一员。

在无为县，你随便找一辆出租车，告诉司机你要去找邓立翠。司机就会立即将你带到邓立翠的公司。当然，在此之前，司机可能会问你一句：你要去她的哪个基地？在无为，邓立翠的公司有两个基地，一个是位于巢无路上的养殖基地，另一个是位于她老家仓头镇的孵化基地。

邓立翠是无为县一家养殖公司的总经理，曾获得过省劳动模范和全国“双学双比”女能手称号，还被省政府评为“省农村致富带头人十大标兵”。2004年，她的公司生产的白鹅已销往全国十几个省市。

邓立翠是如何从一名普通的小保姆，成长为如今的致富带头人。本报之所以选择邓立翠作为采访对象，就是希望在全球金融风暴的背景下，让她的创业故事能对您有所启发。

做对的事情比把事情做对重要。  

努力,努力,再努力!!!!!!!!!!!  

我来看看！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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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脑袋决策，拍胸脯保证，拍屁股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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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至清则无鱼,人至贱则无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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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了那么多，没有加分了，郁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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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的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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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似乎大概是，然而未必不见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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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哈，我就是童装的的顶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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